据有关记载，岭南画派开山祖师高剑父先生曾在一日与岭南画派“三杰”之一陈树人先生在一起饮酒时，谈论到改革中国画兴之所至之际，高剑父先生斟酒敬陈树人先生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陈树人先生以诗句来形容当时他的感受就是：“当我闻斯言，感动入肝脾。”这至使多年以后陈氏每回忆起此事时，仍感慨不已，并曾多次赋诗赠高氏记怀此事，其中有：“艺坛谁许着鞭先，金石相攻四十年，天下英雄君与操，可令美意付云烟？”

透过大师这一轶事，我们可从一个侧面感受到这位昔日被孙中山先生任命担任广东同盟会会长主持华南地区工作达八年之久，并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后被提名为广东都督人选以及自致力于改革中国画以来就备受攻击，可以说是在一片责骂声中闯过来的艺坛奇才高剑父先生，毫无疑问确实具有开宗立派而为艺坛领袖的“英雄气概”。难怪高氏被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称之为一位“具有释迦牟尼之大无畏精神的艺术家。

关于高剑父先生的艺术成就以及早期革命方面的事迹，已多有美术家、学者和其门生弟子及其亲友等谈及过。故笔者于此不想多作介绍。本文想谈论的是高氏较少为世人所知的方面。这位曾培养出方人定、黄独峰、司徒奇、黎雄才、关山月、杨善琛等大家从而开创现代中国画一代新风，并成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曾与“海派”并立的最重要的两大艺术流派之一的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先生，除具有“英雄气概”和卓越非凡的绘画才能以及教育天赋之外，其实还有许多鲜为世人所知的博学多才。高氏之于陶瓷、佛教、军事、哲学、诗文、音乐诸方面都曾作过认真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陶瓷、佛教、军事、哲学、诗文方面。

高氏关于陶瓷方面的研究估计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因革命需要开设一“博物商会美术磁窑”，专以烧制工艺美术陶瓷作掩护以为秘密研制炸弹基地之用时开始的，后其又在景德镇开办过“中华瓷业公司”，从事起美术陶瓷来，并亲自动手绘制了不少瓷画，还拿到“巴拿马博览会”上展览并获好评。关于高氏为什么后来要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瓷业的原因，高氏曾于“校庆讲话”文稿中这样说：“因为我国漆器、瓷器，早已著名于世，如福州漆器、江西瓷器，因有天赋的优美原料，多为世界所无，故世界称之为瓷国。以天赋的良材，不为利用、不发展，实为可惜。” 在该“校庆讲话”文稿里高氏并说起到辛亥革命后有一次他与克强（黄兴）等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处晚饭后闲谈时，孙中山先生问到他想干什么事业，当时他对中山先生说想办瓷业，并说在中国的工业中只有瓷业可以执世界的牛耳（大意是这样）。高氏认为中国的工业产品中唯瓷器在世界上最为外国人所喜爱，是最有希望打出世界的中国产品，也是中国未来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为此，高氏曾起草过一份《中国瓷业大王计划书》进呈孙中山先生，请求资助大力发展新瓷业，并很得孙中山先生赞许。后高氏被政府任命为广东工艺局局长兼省立工业学校校长，主要研究陶瓷工艺及培养陶瓷工艺人才。高氏在其撰写的如《陶器图案叙》、《论瓷第一篇?绪言》、《论古瓷原始于陶器》等文章中，盛赞中国陶瓷工艺之精美外国难及，并就其有关源流方面进行认真的考据分析，充分体现了高氏对中国陶瓷工艺方面研究的深入程度，也体现了高氏对中国陶瓷艺术的钟爱。

而于佛教方面，高氏完全是出于信仰而研究的。高氏曾任过“愣严佛学社”社长。高氏在他《佛教革命刍议》一文中开门见山就说“余生平尝从事革命事业，唯精神上所爱好者则在艺术，故仍以艺术为归趣，然宗教哲理之探讨人生真谛者，亦为余所憧憬，所向慕，尤以佛理之博大精微为最景仰。”高氏并针对佛教教制由来已久存在的种种弊端而提出极具“革命性”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教制之改善”；二是“教育革兴”；三是“教化之普及”。其中“教制之改善”主要谈到六个方面的内容：一为“严择出家”；二为“宽宥还俗”；三为“许可娶妻”；四为“不准继嗣”；五为“生活自立”；六为“服制改良”。而这六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其最有新意的是“许可娶妻”和“生活自立”这两点。高氏在谈论到“许可娶妻”的理由时，他说：“……盖天生动物，大如龙、象，小若蝼蚁，皆具两性，然后繁殖而至于盛。人为万物之灵，乃最高等动物，若必须消灭其天赋之性欲，岂理之当欤？……况勉强压制，遂至不守清规，弊端丛生”，又说：“与其阳奉而阴违，曷若公开准许，反可铲除弊端，免除危及佛教”。而说到佛家弟子为什么要“生活自立”，高氏说“释迦佛在世之时，印度风俗，僧侣以乞食为高，故无生计。佛教传来中国后，僧侣或倚舍施之寺产生活，或以诵经资福而渐渐流为商业化之经忏应赴，遂为社会所讥谤、所讪笑。在今日20世纪之新时代，社会一切皆以经济为重心，若无经济上之安定，一味消费分利而无生利，必为社会所淘汰。”高氏主张“故僧侣中除少数专精专修之高德外，一般僧侣皆可本我佛入世之精神，与普通社会合作，自营农工商业，自食其力，无求于世，免为世人之讥讪轻漫，何乐而不为？”从此主张可见高氏的改革思想在当时是何等的富于革命性、现代性和现实性。高氏的革新精神似乎是贯穿于他所涉足研究过的任何领域。而高氏于“教育革兴”和“教化普及”两大方面论述中主要是提议创办佛学学校、佛学报刊以及成立青年会等。高氏像主张艺术民众化的观点一样也主张佛学“使之平民化、通俗化、大众化”。总之，高氏在该文里关于佛教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主张有的直至现在看来仍具有现代性，更何况在高氏所处的年代了。高氏并于《喜马拉雅山吉岭佛教源流考》一文中对佛教的源流特别是西藏佛教方面作了颇为详尽深入的探讨。而高氏于《愣严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佛学经典籍均有过认真的研究，并作了《佛学笔记辑刊?序》。

于军事方面，高氏曾是革命军临时最高统帅机构“海陆军团协会” 的领导人之一，据由叶绿野先生笔记的高氏《七十自述》中讲：“迨辛亥起义，次第收复虎门、鱼珠一带，各军会师广州，粤局奠定，各军据粤争任都督，余乃联合海陆军将领，设海陆军团协会以控制之，粤局乃得稳定。各军将领举余为广东都督，余以帝制既已推翻，宇内清平，正宜功成身退，解甲归田，致力艺术。”这位被“陈树人先生言：当年之高剑父，曾身统十万大军；”（徐悲鸿《谈高剑父先生的画》）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当然具有非普通艺术家所有的军事战略眼光。高氏在他撰写的《喜马拉雅（亚）山与中国国防之关系》文中深入详尽地论述了喜马拉雅山对我国特别是西南方面战略上的重要性；高氏并将其战略的重要性提高到整个亚洲安全大局的高度去论述。他在该文开宗明义地说：“喜马拉亚山横亘亚洲中部，绵延五千里，中含世界第一高峰，世人多震惊额佛来士与康琼真加之名，而不知其与亚洲国防有极大关系，更于我中国西南部边防尤至为重要也。……回溯五十年来，世界大势，为英俄争霸之局。英得印度，即认为侵略亚洲之根据地，更挟其战舰之力，经营远东一带；俄以未得不冰港之故，舰队之力无所施，乃筑西伯利亚铁路，以伸张其势力于亚细亚。使无喜马拉雅（亚）山之天险以横限南北，则英俄军队，早以肉搏疆场矣。此该山之关系于亚洲大局者也。我国逊清末叶，外交着着失败，又有英俄两国虎视于旁，均以西藏为竞争之焦点。夫西藏地势与川、滇、新、青接壤，有牙相错之形；复居川、滇诸省上游，处高屋建瓴之势，使一旦失于外人之手，则可席卷我川、滇诸省，而长江一带，亦将震动矣。以我国从前外交家之疲软，与西藏民风之不开化，其所以能迟至今日而倘留一线之延者，亦以喜马拉亚山之天险，足为屏障故也。此该山之关系我国边防者也。”高氏于该文还详尽地分析了为什么当年英国人侵略尼泊尔、布丹（不丹）、哲孟雄（锡金）等国而“之所以不能递灭西藏者”，就是由于“因有喜马拉亚山之险阻，不易逾越也”的原因。只要读者认真阅读过高氏上述的各篇文章，相信都会对这位艺术大师的博学多才和治学认真的态度产生由衷的敬佩。
　　

于哲学方面，高氏的基本思想均在于他的《国画的辨证》一文中。于该文中，高氏一开头就介绍了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辨证法的基本思想。高氏并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具体归纳为六点：“（一）从矛盾与对立观察事物；（二）从运动与变化观察事物；（三）从事物的互相联系中观察事物；（四）从量与质的交互转变与影响中研究问题；（五）从对立物的不绝转变与同一中来研究问题；（六）从具体的事物中研究问题。”高氏认为“所以辨证法是一种新的方法论之最高体系，是基于科学的法则上的”。高氏并认为“当然艺术也不能例外”。关于这一观点，也是使得岭南画派在观察和表现技法上过于强调科学的原因，从而使得未来岭南画派在艺术发展上带来局限性，关于这一问题，以后有机会笔者再作专文论述。黑格尔的辨证法思想当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事实上，马克思也是吸收了黑格尔辨证法中科学的东西而发展创立成为唯物辨证法。
　　

高氏又将黑格尔的辨证法思想再结合我国的绘画史，从“正”、“反”、“合”三方面加以辨证论述。高氏既然认为“因依照辨证法，一切事物都是循着‘正’、‘反’、‘合’三个阶段进展流变的。”那么高氏自然也就尝试循这一法则来探索我国的绘画发展史。且不论高氏的这一分析方法正确与否，但就高氏于当时能尝试运用黑格尔哲学思想以探索中国艺术发展史，笔者认为已很难能可贵了。而实际高氏在艺术思想上还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影响较大，其学术主张基本上是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关于音乐方面，高氏也曾写过一篇《由古乐说到今乐》的文章。
　　

尽管有研究岭南画派的学者认为高氏并非长于理论文字著述，理由是 “其遣词造句、援引故实，时见牵强讹误；”又在文稿中常有口语化、方言化等倾向，类似的问题确实存在，笔者认为高氏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理论家，但在现代艺术家当中能够具有高剑父先生如此文史修养，博学多才的又能有几个？当然，除高氏自身的素质之外，其非一般艺术家所有的人生经历也是有一定的原因。高氏除早年从师居廉（古泉先生）习艺至忍辱屈身于同门富家之弟伍德彝（懿庄）家中临习古画及接触许多社会名流，文人墨客之外，真正使高氏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东渡日本求学初因经济窘迫，在几乎走投无路时巧遇廖仲恺先生，廖给予其多方的帮助，后又介绍高氏认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自此与陈树人先生一样，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开始了革命艺术家的传奇人生。而直到辛亥革命后因向当时政府打报告建议成立“中央美术院”，但终因经费问题未获批准后高氏干脆自筹经费于广州创办“春睡画院”。自那时起，作为革命家、美术家集于一身的高剑父先生正式走向职业美术教育家的道路。“春睡”之名取之于诸葛亮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诗句。该名字似乎也反映出高氏当时已无意仕途，“不问政治”的心境。

而高氏能成为如此博学多才的画坛大宗师，笔者认为除了其天赋、勤奋、胆识和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之外，这其中与高氏向来主张 “多师是我师”，博中求专的治学思想有很大关系。高氏曾对他的学生讲：“我主张有老师，即有师承，不止一师，不妨多师。中国名师都拜了，再拜各国名师。‘多师是我师’，……譬如一条大瀑布，无论飞流千尺，如美国[……]的世界大瀑布，并非平地涌出，卒然而来，其源甚远，有经数省而来的，有集合无数小瀑，甚至如滴水岩一般一点一滴，它都容纳。所谓江河不择细流，泰山不攘土壤，江河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泰山不攘土壤所以成其高。虽长江大河，虽一滴水都容纳；千峦万壑，一尘一沙亦接受。海能容滴，山不攘尘。”（《训练班开学礼》文稿）他一再告诫学生不要自以为是，夜郎自大，他十分强调学习要持“虚怀若谷”态度的重要性，强调“功夫在诗外”的重要性，高氏说：“又比方作文章，我们只一味熟读‘三坟五典’，不通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一定不能成功奇文。作诗只读几本诗集，而不涉猎群书，也一定不能成功好诗。就是最闲的写一封信，只读一些书札，而不去博览其他的书籍，也只能成功写一封死板的、不会运用的、手不应心的信札，而不能够畅所欲言、洋洋洒洒的了。”（《纪念周演词》卅五?十二?十文稿）从以上高氏的言论，我们对高剑父先生为什么能成为开宗立派、博学多才的艺术大宗师应该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而关于高氏的诗作，笔者不想在此多作评论 ，现择其十首让大家从中去感受一下这位对现代中国美术史特别是岭南美术史有着巨大影响的，被徐悲鸿大师称之为“博大真人哉”的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先生不凡的气概、深刻的思想以及感情真挚、丰富、细腻的一面，领略一下这位祖师那另一独特、理想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