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出身的岭南画派太祖师居廉及其艺术

启蒙思想大家梁启超先生曾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檄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康有为传》)梁氏认为“粤人”于“数千年”的“学术事功”上能影响全国的人物除唐代的六祖慧能外，仅有明代的陈白沙(献章)和湛若水( 甘泉)，再有就是近代的洪秀全以及其师康有为。梁氏故发出“微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的感叹。当然，梁任公仅是以清代之前为界线而言(曾居住过广东的外籍名士除外)方基本合乎于事实．并仅是指于“学术事功”方面，而艺术方面的人物梁任公是没有谈及到的，事实上虽然也属“微哉”，但还是有的。笔者认为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位“粤人”是很值得一提的，其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虽然其艺术影响力在当时尚未能至全国，但假如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后来影响全国并曾与“上海画派”鼎足而立的“岭南画派”。这“粤人”就是清末花鸟画大家，岭南画派的“太祖师”，高剑父和陈树人两先生的恩师居廉。孔夫子讲“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事，什么问题都应“溯本求源”方为正道。而只要人们谈论到岭南画派的祖师高剑父、陈树人等，最后都不能不谈论到这位“太祖师”居廉。

讲到居廉生平事迹和艺术，不能不讲到“十香园”或“啸月琴馆”。笔者于去年从报上获悉到居廉的后人准备将他生前“十香园”旧居捐献给政府，而广州市政府计划重新全面修缮“十香园”以尽量恢复其原貌的消息后，便产生了欲到实地考察一下这座培育出岭南画派祖师高剑父、陈树人先生的摇篮的念头。笔者于是便专门走访“十香园”，并有幸结识到了仍居住在那里的居廉第六代曾孙梁文炽先生及其爱人廖筱然女士。

那天笔者根据报上所述的地址在当地一个居民指引下，终于在临涌的一处旧民居中一条两边旧青砖墙的窄巷里找到了这处建于清同治年间、已历经141年沧桑的“十香园”旧址。窄巷外面是一片较宽的空地，空地中间上竖着一块刻有“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不远处有一小桥连接涌河两岸，岸两傍绿树葱茏，景色宜人。笔者真想不到在广州这热闹都市中竟隐藏有这么一个风水宝地，真使笔者有“世外桃源”之感。当笔者走进名园时在那里刚巧碰上了梁文炽先生和廖筱然女士正在园里教一群小孩子学绘画。笔者与廖女士和梁先生说明来意之后，便先后和她(他)们聊起来，廖女士说这些孩子都是亲戚或朋友的，基本上每逢星期六或日都到这里来学画，这习惯已成了一种传统。传了好几代人了。真不愧居氏家风。看这“十香园”内，笔者真想不到其占地面积还不到一亩。据廖女士说原来进入“十香园”是须经过三道门的，第一道门早已没有了，现外面直接见到的那条短小窄巷就是原第一道门内的走道，最后一道门即原有的第三道门也不存在了。现仅剩下的第二道门还基本算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但那木门已很破旧了，起不到什么防盗作用了，门顶的青砖上已长满了“霸王花”。而“十香园”内原来的建筑物如有名的“啸月琴馆”(居廉居住及作画之处)和“今夕庵” (居廉堂兄居巢的居室及作诗画之处)也早不存了。廖女士说“啸月琴馆”是于抗战时期毁于日军之手，“今夕庵”是于解放初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毁掉的，现唯一尚保留下来当时的建筑物就是“紫梨花馆”(原居廉教授弟子习画的地方)就是廖女士和粱先生教小孩学画那个地方后面的单层瓦顶砖木结构的房屋。据廖女士说，现“紫梨花馆”的门窗仍是基本保持原貌的。那围着“十香园”四周断垣残壁的围墙见证了百年的沧桑，而原“啸月琴馆”和“今夕庵”的所在位置现已是杂树草丛生，一片荒芜的景象。站在这里，听到学画的小孩不时的笑语和看到她(他)们稚气可爱的面孔，再望着昔日荣华已被“雨打风吹去”，今天星移日换、人事已非的“十香园”，不由得惹起笔者的怀古之思，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居廉，字士刚，号古泉，又隔山樵子，罗浮道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原籍为江苏扬州宝应县，先辈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居廉出生于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九月二十二日，辞世于光绪三十年甲辰五月初五日(1904年)，享年七十七岁。居廉父亲名樟华，又名键，字少楠，一字少鎏，又更名溥，字公寿，曾是清代高官、一代大儒阮元的弟子。居廉父亲平生“博览群书，尤邃选学”，是典型的文人学者。特别擅长诗词文赋，据说与当时的岭南著名诗人宋湘齐名，曾因作《百菊诗》而“才名噪一时”，传世著作有《居少楠先生遗稿》一卷等。而尤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据记载，居廉的父亲性情古怪，不容于世，他的一个叫黄子高的朋友曾这样形象地描述他的为人与为文：“君貌黧而癯，终日不发一语，与之言，或不应，类常有病。然者，见丝竹，每效为之。妻死不哭，亦不归。有子，年可冠矣，不为之娶也。寓友人家数月不去，僮仆苦厌之。交不择人，人亦惮与交。为人捉刀，往往得多金，尽付妓家，金不尽不止。为文善于规仿，好用古字，变易其词，读者咋舌。然军书、草檄、启事、答函朗然可诵也。诗学唐人一变而之宋，平生得力于选学为多。”从上所述来看，居廉父亲的确是一个个性非常独特的旧文人学者。居廉后来虽然在绘画成就上超越其父亲及堂兄居巢，但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是不逮他们的。而居廉父亲去世时，居廉方“才弱冠，茕茕孑立，孤苦伶丁，堂兄巢，怜之携归教养。”故为什么居廉一生受居巢的影响还大于其父亲，从上所述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其原因了。居廉于家中排行第七，在他的作品中也常见有“老七”的朱文印，而在一些居巢赠给居廉的画中也见有的落款“古泉七弟赏之”等字句。

而在居廉的人生和艺术生涯中，除受其父及居巢影响较大之外，还有一人使居廉早年在“事功”上打下重要的基础，这个人就是原东莞“可园”的主人张敬修。张氏曾官至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等职，可以说张敬修对居氏兄弟相当一段时期无论在事功抑或艺术方面的支持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张氏也雅好书画，自己也偶尔能画几笔，且颇为不俗。高剑父先生于《居师古泉家传》文中讲到：“师伯梅生(居巢的字)固善画，与东莞张敬修德甫为画友。时值粤乱，德甫办团卫里，军以勇称。奉师檄词广西防剿，因聘梅生兄弟入幕，师(居廉)遂从兄转战至桂林”。张敬修当时在广西任职期间广纳贤才，网罗于帐下，先后聘请了“二居”到他那里做幕僚(即类似军师之职)。那年居廉才约二十二岁。据现有见到有关居廉最早的传记资料记载中，有居廉当时的好友符翕在居廉于六十寿辰时为其所撰写的《古泉先生六秩寿序》一文中曾言：“东莞方伯张公(指张敬修)，累幽相招，旋至营，即属以帷幄之事”。居廉至军营作了张敬修的麾下后，就即参与“帷幄之事”(即出谋策划，“运筹帷幄”之类的事)。专为张氏“决不疑，定大计”，并“悉以身任之而不辞，军果克”。居廉故因有战功而备受张氏所器重。而张氏任职广西期间，正值是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军暴动风起云涌之际，张氏身为朝廷命官，所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各为其主，当然也属奉命镇压之列。如果我们抛开政治因素而言，从中可见居廉在谋略胆识方面实非一般艺术名家可比。至于后来的高剑父、陈树人先生在从军，从政方面的才干有否受到其师居廉的影响，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还是留待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而居廉不但为张敬修作“决不疑，定大计”的“帷幄之事”。而且还曾因与张氏共度患难，出生入死而深受张氏的重视。有史料记载了居廉因与张氏在广西有一次碰巧遇到太平军的袭击而被迫同守危城的轶事：“会太平军攻掠广西诸地，德甫(张敬修)以孤军为城守，围急，援军未至，谓古泉(居廉)日：子可早遁。吾尝与城存亡耳。古泉(居廉)曰：‘不可，公能殉国，吾独不能殉友乎?’固不肯行，既解围，德甫(张敬修)重视之。”事后，大难不死的张敬修感叹日：“不图临难，仅得古泉一人，真肝胆交也”，因而在以后“每晤袍泽，必盛誉古泉，诸将莫不敬礼之，画名由是大噪。”由于这次不寻常的经历，使居廉当时的地位和名气都大起来，再加上他又是丹青妙手，艺名自然也水涨船高地“高”起来。事后张氏以军功奖掖居廉“少尉”(相当于知县)之职，赏戴花翎。但据研究居廉的学者称也没有史料记载居廉上任该职后的事迹。大概之后居廉还是将主要精力放于艺术方面的缘故吧。但不管怎样说，居廉青年时期于军旅中的传奇经历毫无疑问对居廉日后的从艺生涯有着特殊的社会影响力作用。

而居廉即使在张敬修身边做军师期间，仍有很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活动。据记载，居氏兄弟“每以暇日，挟丹青，游野次，或登山临水，追模花鸟草虫诸生物，务得其神似。”也恰巧当时著名花鸟画家宋光宝、孟觐乙也在桂林“环碧园”授徒。“环碧园”乃是当时的名士李秉绶精心构筑的一座园林，据史载其“岩壑内藏，广逾百亩，春时梨花极盛，远近丹青之士咸为作图。”而居氏兄弟极有可能也是在这一期间从“宋、孟”两人习画的，尽管目前尚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证实其师生关系，但“二居”早期画风受“宋、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行内人所共知的。这后来居廉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常盖有“宋孟之间”一印，以示艺术渊源。现有关资料记载居氏后人所述，居廉在广西时已收了不少弟子，当居廉离开桂林之时曾作《漓江送别图》一画，有弟子当时题诗相赠。据说该画在艺术上也甚为可观，可惜在“文革”中被劫了。如果此事属实，则可说明居氏在广西时其艺术上已有相当高的造诣了。

1855年，张敬修于因浔城失守落职，次年返回东莞老家，而“二居”也返回家乡广州。之后，居氏兄弟又数次应张敬修及其侄张嘉谟之邀同赴东莞，断断续续分别于张敬修的“可园”和张嘉谟的“道生园”客居了近十年时间专心从事艺术创作活动。

“可园”是张敬修在广西任职期间已开始建筑的，张氏趁回乡体养时逐渐将“可园”搞成一个“内储书史，外莳花木”极有文化品味的岭南园林。后来人们就把“可园”与佛山的梁园和顺德的清晖园以及番禺的“余荫山房”并称为清代岭南“四大名园”。而张敬修提供一个如此优裕的生活环境给居氏兄弟施展他们的艺术才华，使他们日后名扬海内、成为清末南方地区的一代花鸟画大家，这除了显示张敬修的“知人善用”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敬修对岭南艺术文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而“可园”的秀美景色和优裕的物质条件也使得“二居”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潜心于艺术创作。当时的“可园”内种植有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和盆栽，室外有广阔的园地。居廉白天对各种花卉进行写生，还常常于夜晚到室外园地去观察昆虫的各种生活情态。在这段时间里居廉为张氏写生了很多各种花卉草虫的画作，其中许多都是精品。